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第一次田野工作的秘诀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第一次做田野工作的经历是决定性的。一个人再也不会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惊、陌生和激动。在我后来的事业中，我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并居住在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都让我着迷，两个国家我都喜欢。但印度尼西亚是我的初恋。我能够说和读泰语和他加禄语，但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是我的第二语言，是我可以用以流利地写作的唯一外语，而且带着极大的快感。有时候，我还会陷入印度尼西亚语的梦境。

1961年12月底，我来到了雅加达，一直待到了1964年4月。当我乘坐的飞机在黑暗中着陆的时候，雨季已经开始了；我搭车进城，出租车车窗全都开着，这段路程我记忆犹新。首先冲击我的东西是气味——来自生机勃勃的树木和灌木丛、尿液、熏香、烟雾缭绕的油灯、垃圾，尤其是沿大多数主干道而立的小货摊上的食物。

我的学长丹·列夫在回伊萨卡之前已经做了安排，让我借住一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好客而善良的遗孀的房子。她的房子宽敞、舒适，位于一条以民族英雄蒂博尼哥罗王子（Prince Diponegoro）命名的“高级”街道的街尾处。两个已成年的孩子还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家里还有一个厨师、一个佣人和一个年轻的男园丁兼差使。

蒂博尼哥罗王子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纪初。在拿破仑把荷兰并入法国的时候，伦敦决定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1811—1816年间，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统治爪哇。当拿破仑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英国以荷兰的据点好望角（Cape）和锡兰（Ceylon）为代价，归还了爪哇。因为大陆经济封锁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荷兰在经济上严重受损，荷兰政府在东印度群岛实施其权力时处于弱势地位。1825—1830年间，不大的日惹王国的蒂博尼哥罗王子趁机造反，组织起大部队向荷兰开战。但是，当他被打败、遭流放的时候，他写到他的目标是“征服爪哇”，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当代爪哇人所知的事实。

在我到达雅加达的第二天，如今已故的王福涵（Ong Hok Ham）顺道来访，他是印尼专家众所周知的人物。当时他还是印度尼西亚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但已然担任过施坚雅的研究助理。他邀请我和他的三位爪哇学生朋友同游，去印度尼西亚大学拉瓦曼根（Rawamangun）老校园的一幢男生宿舍。觉得自己在印度尼西亚语方面还不错的任何幻觉旋即消失了。但是，因为朋友们几乎不懂英语，我们共同竭尽全力来相互理解。王福涵向他们解释说，虽然我是在美国的大学学习，但我是爱尔兰人。这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爱尔兰曾不得不为独立而战，而他们像当时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那样，对美国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们请我吃了一顿美味的简餐，但故意没有提醒我注意或绿或红的小辣椒（tjabe rawit），它们让人的舌头火烧火燎。我勉力勇敢地应对，没有把辣椒吐出来，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后来，倾盆大雨又开始了。王福涵说不可能回我的住处了，手边又没有电话，因此，我们最好住在他的朋友们那里。他们递给我一条小毛巾和一条备用的纱笼（sarong），向我示范如何使用印度尼西亚风格的浴室。我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喜欢纱笼。尽管蚊子成群，我还是睡得像死猪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家”，因为我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天晚上就在外面过夜，而且没有通知我的女房东，我滔滔不绝地向她道了歉。但她没有把我的过错放在心上。“季风就是那样的，”她说，“你可能被困在任何地方，男孩究竟是男孩。”这是我对“文化冲击”的第一次体验。我觉得按照我的欧洲标准，自己已经失礼了，但她压根就没有这样想。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印度尼西亚社会在对待未婚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巨大差异：青年男子可以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但年轻女子则是被看管和保护的，被尽可能地留在家里。

接下来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却都令人愉快。房子的对面有一块三角形的闲置空地，满是各种杂草和淤泥。每天下午，一帮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可爱的“茅屋男孩”（kampong boy，指乡下男孩）就聚在那里踢足球。他们从抛硬币开始，输的一方一本正经地脱掉他们的短裤（他们没有穿内衣内裤）。这就是他们区别一方与另一方的办法。当然，他们没有球门柱。但他们带来了尚处于爬行而不是跑动阶段的四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用作移动的球门柱。

这就是我对普通印度尼西亚孩子的生活的两个方面的介绍。第一个方面是对男孩而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在公共场合露体并不令人尴尬——在爱尔兰或者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方面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印度尼西亚孩子就必须帮助弟弟妹妹，尊敬和服从他们的哥哥姐姐。我的女房东解释这个习惯时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大一些，你就必须向小的让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喜爱他们和保护他们；如果你小一些，你就必须做你的哥哥姐姐叫你做的事情。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它的确奏效。在印度尼西亚期间，我很少看到一个家庭的孩子打架，与我自己的经历恰好相反。直到我们去伊顿，我和罗里经常打架，让我们的母亲苦恼不已。

第三个冲击是我与疯癫的第一次接触。一天，我正穿过一个人挤人的市场，我注意到一个被一群咯咯大笑、不断尖叫的小男孩团团围住的奇怪身影。那是一个全裸的年轻妇女，不曾梳洗，又长又乱的头发一直垂到了她的屁股。大多数时候，市场上的人都是不关注她的，或者心情好的时候，给她一点食物。当我向一个小贩打探这个妇女是谁的时候，她说道：“可怜的人哟！有个男人伤了她的心，她就疯了。她的父母想方设法给她穿衣服，但她总是把任何衣物都扯掉。”后来，我还在无意中发现了疯癫的男子，也是全身赤裸和肮脏的，而人们会有同样的说辞。我开始认识到，这些不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可怜虫或许比欧洲和美国的疯子过得要更好一些，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和美国的疯子被经年累月关在与世隔绝的疯人院里。在这里他们可以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社会随便给他们提供食物。

我迫在眉睫的困难是语言。我很快便得知，我在康奈尔学的那种正式的印度尼西亚语是教材上的东西，人们唯有在正式情势下才使用。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试图说话的方式，我说的话孩子们一个字都不懂。大约三个月后，我真的抑郁了，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取得进步。后来，我意识到它就像学骑自行车那样：你开始学的时候，老是跌落下来，但后来在某个神奇的日子，你突然就找到了骑自行车的感觉，甚至开始松开双手骑了。突然，在第四个月，我发现我能流畅地说话了，不带任何犹豫。我高兴得快哭了。我现在能够借助语言进行访谈了。我不大容易脸红，但是，接受我访谈的一位老妪对我这样说的时候，“依我看，你对如何使用‘padahal’（接近于even though，即使）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你是在用印度尼西亚语思考”，我高兴得两颊绯红。但困难并没有在那里停止。

我的女房东用荷兰语和她的孩子、朋友说话，就像她那一代中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当她不希望我明白她所言之物的时候，她也用荷兰语，就像我父母在不希望我们知道他们所讨论之物的时候就用法语交流。在康奈尔时，没有定期讲授的荷兰语课。因此，我自学了这门语言，不是口语，而是阅读和理解。它不是太难，因为我懂一些德语，德语就像一种难度升级版的荷兰语。我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做到的，多年之后当我决定学西班牙语的时候，我如法炮制。我选取了一本既有厚度和难度也有趣的书，借助手边的一部大字典，一行接一行地，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跌跌撞撞地读完了它。

我选择的那本书是特奥多尔·皮若（Theodoor Pigeaud）在1930年代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爪哇的大众演出》（Javaanse Volksvertoningen／Javanese Popular Performances），它对我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书籍都要深远。皮若并非一个好人。因为嫉妒斯图特海姆，即克莱尔·霍尔特才华横溢的情人的声誉，他设法以“行为不检点”的理由把她逐出了殖民地。但他是位了不起的学者。该书的标题并不公道，因为作者收录了大量关于爪哇人最亲密的邻居——巽他人（Sundanese）、马都拉人（Madurese）和巴厘人（Balinese）——的对比材料。它内含了一份令人惊讶的信息汇编，涉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面具和面具舞、神灵附身、木偶剧院、演员和小丑的巡回剧团。对我而言，它展示了宫廷之外的爪哇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复杂性。甚至更让人满意的是，皮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在地图上标示出了所有局部变化、独特性与特殊性。我在康奈尔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让我对此有所准备。

通过这本书，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这次是与“爪哇”而不是与印度尼西亚。我为这个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我的”爪哇实际上并不是完整的。根据官方资料，90%的爪哇人是穆斯林，这就意味着他们按照穆斯林的礼仪形式割包皮（如果是男孩）、成婚和下葬。但是，其是在岛的腹地和南部，昔日辉煌的印度教—佛教的残余，以及不朽的萨满教、万物有灵论神秘主义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总是给我讲“白色的”（虔诚的穆斯林）和“红色的”（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但基本上是传统的）爪哇人，他们彼此间经常怀有深仇大恨。虽然我结识了很多一本正经的穆斯林，喜欢去传统的清真寺，但 “我的”爪哇肯定是“红色的”。后来，很多学者因为这一偏见公允地对我进行了批评。

我参加了古爪哇语班，主讲人是第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杰出爪哇学者，普尔巴扎拉卡（Poerbatjaraka）教授，虽然这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一点都不相关。当我在他朴素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书房的白底墙壁之一面满是鲜红的斑点，好像那里刚刚发生过可怕的谋杀一样。数分钟后，我恍然大悟。在与他亲切地聊天时，我看到他所剩无几的牙齿是鲜红的。过了一会儿，他把一大口红色唾沫吐到了墙上。他在嚼由来已久的东南亚兴奋剂，混有石灰粉的槟榔汁。

不久，我参加了普尔巴拉扎卡的弟弟帕克·科德拉克（Pak Kodrat）讲授的爪哇音乐私人课程，他是他同代人中最著名的两位音乐家之一。不知不觉地，帕克·科德拉克通过日常生活而不是课本让我认识到了爪哇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我过去常常用印度尼西亚语和他说话，使用对长者的敬称帕克。但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因为他是爪哇语思维。年轻的爪哇人和成人说话并不直呼其名。他的年岁已高到足以当我祖父了，因此他可以而且应该叫我“anak”或者“nak”，意思是“孩子”。如果他那样做，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真的尊敬他。但在他眼中，我是“白色的”，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我在支付他课酬。他看到了我是多么喜欢他，而他也觉得喜欢我，因此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开始叫我“putro”，字面上的意思是“儿子”，但在高级的（封建时代的）爪哇语中，它是被社会地位低下的老人用于称呼贵族之子的那个词。我讨厌这个词，但我年迈的老师不愿改变意见。

除此之外，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看各种演出，包括爪哇音乐、皮影戏、面具舞、灵魂附体等，三番五次地在爪哇穿梭。我能够做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让我的研究进展顺利，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运。为了去印度尼西亚，我获得了一笔数额相当小的资助，只够养活我一年半，而一年半对从事任何类型的重要田野工作都短得荒唐，更不用说要掌握当地的语言。但是在1962 年，印度尼西亚受到了似乎在逐月加速的通货膨胀浪潮的冲击。因为美元依旧是一种稳定的、保值的货币，所以，我就像所有外国人当时那样，利用黑市汇率设法让那笔钱延续了两年半。这一延长使得卡欣可以缓解对我的研究进展的支持性关切。我通常设法告诉他当下的政治局势，同时继续我对爪哇语的痴迷。

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指向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我这一代人而言，这是有些蹊跷的。我的同学和好朋友主要对像民主、法律、共产主义、宪法、经济变迁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大多数人类学家步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后尘，对当地文化感兴趣，但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社会规范、传统等），不太关注政治。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光不但以一种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与民众联系了起来，而且为后来显影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主义”特色奠定了基础。

【封赏】